爷爷的毕业纪念册

“爷爷”其实是“外公”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从小就没有区分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，一律称为爷爷奶奶。外公外婆是北方人，在武汉工作生活了大半辈子，三个女儿都在这里出生，还是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。对他们，我既没有用过本地的称呼“家家”“家爹”，也没有用过北方的叫法“姥姥”“姥爷”，现在想想实在奇怪，大概是外来移民语言错位的原因吧，好像怎么说都别扭。

一直常听爷爷讲他和奶奶在北京上学的往事：如何穿露着棉花的破棉衣出入东棉花胡同，如何穿着用麻绳绑住掉底儿的破棉鞋逛长安街，如何省吃俭用买一个苹果送给奶奶……爷爷的描述是浪漫主义的，很吸引人。奶奶却总是不吭声，偶尔笑着回一句：“瞎说！”

两人的家庭背景大相径庭，奶奶是天津杨柳青地主的第十六个小女儿，爷爷是河北正定县被婶母抚养长大的孤儿，本来无缘相识，但这是个人人逃亡的年代，奶奶逃婚，爷爷逃兵役，最终殊途同归：参加革命，只不过他们的“革命”，是上大学。相识于河北省天津师范学校，他们一起考进华北大学（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），当时的华北大学有三个分部，其中“三部”即文艺学院，包括美术、音乐、戏剧等科系，1950年之后分别筹建为现在的中央美术学院、中央音乐学院、中央戏剧学院等。爷爷奶奶是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的首届大学生，1949年参加开国大典高校学生方队游行，爷爷是旗手，这是他一生引以为傲的经历。毕业时，年轻的他们只想离开寒冷干燥的北京，去祖国的南方看海，却阴差阳错地被留在同属中南行政区的武汉，这里既没有暖冬，也没有海，他们却一待就是半个多世纪。

今年八月，我回国工作一周，尽管匆忙，也一定回武汉见家人，这是毕业后的惯例。聊天时，爷爷递给我一本残缺严重的笔记本，问我是否可以修一修。于是，这成了我在假期结束后的第一件工作——修复爷爷的大学毕业纪念笔记本，穿越六十五年，从北京到武汉到巴黎。

布面圆脊精装，纪念册的封面已经很陈旧了，看得出最初应该是紫红色，表面有脏污和烫痕，烫金标题尚清晰；大部分内页缺失，似乎是被直接扯了下来，只留下前后几页；环衬纸张因为沾水透胶，已经完全粘连在一起，跟封面纸板却若即若离。

观察表面状况和损坏程度后，我和老师Catherine讨论了自己的修复方案，由于它的纪念意义，修书遵循“修旧如旧”的原则，尽量保留原有的样貌，主要做结构修复。

第一步：拆分，清理。去除残留的书脊寒冷纱和多余的线头，分离环衬，在拆除封面裱布的时候，我发现内衬纸板是质量很差的黄色草纸板，因为受潮留下不少霉点和水渍，封面装帧布可以被轻易地揭下，但已经跟背纸分离，因此，我决定保留装帧布，但需要更换纸板，重新装裱。

同时，修补散页，用仿日本纸连结成帖，环衬保留了原图样貌，只用手术刀轻轻刮去一些胶痕和污渍，为让损伤严重的环衬纸更强韧和美观，我在背面裱了一张与封面颜色相似的纸张。根据书脊厚度补齐内页，压平一夜。

然后，依照“带书槽的布面精装法”（bradel），将平整的内页缝缀成册，制作圆脊，选择适合的堵头布，将封面封底纸板与书脊纸粘牢。并小心地去除布面上的明显污渍和烫伤痕迹，小心地裱在仿日本纸上。

接着，装裱原封面布，将封面与内页连结，待干燥后再压平；在秉持维持原样原则的前提下，继续在布面上进行一些细微的修复，如补色、去污等。

Voilà~ 六十五岁的纪念册重获新生。看起来仍然是一本富有时代感的沧桑旧册，但从里到外都健康结实。小心保护一本旧书的灵魂，重建它的身体，这是修复的基本原则，也是最终目的。

比起“艺术装帧”，书籍修复的工作太低调了，但绝非没有创造性。我发现，面对每一个带着残破的藏书来到工坊的客户，Catherine都会详细询问对方的想法，修复工作的文学性不仅存在于内容文字之中，更遍布于整本书身。一本旧书就是一位老人，封面的伤痕、书槽的裂痕、卷曲的纸张、缺失的书角……无时无刻不在讲述着它的故事，装帧师既要认真倾听，也要懂得如何回应。经验的累积如果磨灭了感受的能力，工作的结果也将冰冷疏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