伯纳德街工坊的凯瑟琳

今天早上，读到一句话：“人之间的际遇，真难以言尽。”

最难讲的是正在发生的故事。翻自己的日记，总为当时浓烈的情绪感到趣味或尴尬。喜欢描述记忆，却害怕面对正在频繁接触的人，千头万绪，却迟迟不敢下笔。

*伯纳德街工坊”，没有招牌，只在橱窗里摆着一个写着“制书匠”（relieur）的旧木牌*

几年前我认识凯瑟琳（Catherine Malmanche），是在她应邀来到北京工作期间，她带着先生，我和男友接待，上长城，爬鼓楼，去鼎泰丰排大队，在油乎乎的小馆子吃米线。凯瑟琳身材苗条，食量小，力气却很大，走路快速坚决，是个井井有条的急性子，她在北京“敬人纸语”第一届研究班教授法国式手工精装（La Reliure），在三小时内穿插进行各种程序，只用几本半成品就完成了整个演示过程，台下不时传来惊叹声，结束了，全场鼓掌致意，我那时在最前排席地而坐，负责现场拍照，虽然不能理解每个步骤，仍能深深感受到制作过程本身的美感，课后向她表达敬意，凯瑟琳很自然地说：“如果你愿意，可以来我巴黎的工作室学习。”

就这么简单地，又如此艰难地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在为这个决定付出了许多代价之后，我真的来到凯瑟琳的“伯纳德街工坊”。

伯纳德街是一条古老的小街，因附近建于14世纪的伯纳德修道院得名，与左岸沿河大道垂直，是条又窄又长的单行线，凯瑟琳的“伯纳德街工坊”（Atelier des Bernardins），顾名思义，就座落在这条街上，推开门，走到路口，可以望见河中岛上的圣母院和樱花树。“伯纳德街工坊”的名字里没有透露业务内容，门口也不立招牌，只有一个写着“制书匠”（relieur）的旧木牌搁在橱窗里，因为这条街上，一直只有这么一间工坊——从1860年起，伯纳德街上就总有个制书匠，在在这幢17世纪末的石头房子里敲敲打打，工坊里最初添置的工具，有些一直沿用至今，包括一台纪尧姆·马斯克（Guillaume Massiquot）在19世纪中期设计制造的大型切纸机。

*纪尧姆·马斯克（Guillaume Massiquot）*
*在19世纪中期设计制造的大型切纸机*

凯瑟琳比我的母亲大一岁，她们虽然出生于不同的国家，却都成长于祖国的“建设时代”，身上具有同一种深不可测的干劲，散发坚强独立的女性魅力。在四年的专业学习后，凯瑟琳在1978年开设自己的第一间工坊，那时她22岁，与身为书商的哥哥合作，主要客户包括收藏家、图书馆等等；1991年，因为一个难得的机会，才搬到现在的地址，接手一位退休前辈的工作室：伯纳德街工坊。在这里，她的搭档换成了玛丽（Marie Remy），玛丽是烫金师傅，也是凯瑟琳的老朋友，她住在巴黎市外，每天坐火车进城上班，伯纳德街的一条条书脊在等着她，为它们加上金色的标题。

左岸渐渐成为巴黎最热门的旅游景区之一，许多书店、肉铺、裁缝店被时装店、纪念品商店和星巴克代替，这间小小的书籍装帧工坊仍在这里，并不是理所当然的，每一代主人都是它的守护者：就在几个月前，凯瑟琳收到一封房租涨价通知，新价格比之前翻了一倍，由于这里是政府所有的房屋，凯瑟琳亲自去市政厅拜访市长，解释情形，使相关部门撤回决定，才终于度过危机。一到七月底，她就躲进南部的度假屋，享受完全的清静，这样，回到左岸的伯纳德街工坊，才能继续精神饱满地投入繁重的制书工作、处理工坊日常事务、跟老客户聊时事政治、给学生们讲解示范、向误入的游客解释这里不开放参观……工坊常常人满为患，有时凯瑟琳不得不关掉收音机，France Musique电台的古典乐戛然而止，嘈杂的程度得以稍微减轻。像任何行业一样，制书匠的工作从来不只是制书而已。

凯瑟琳工作时从不坐下，也极少出门，午餐通常由玛丽代买，每天中午都能见到两人在餐桌上数着硬币的场景。凯瑟琳的午餐往往只是一颗鳄梨和一碗汤而已，饭后一杯茶，我常怀疑，她源源不断的工作力从何而来——从早到晚，从玻璃门向里张望，都能看见正在干活儿的凯瑟琳，粘贴，成型，裁切，熨平书角，转紧压力机，她跟这些机器、桌椅和书本融为一体，仿佛在很久以前就被种在这间屋子里，脚下生了深深的根须，不得离开。

由于常年的繁重工作，凯瑟琳和玛丽都有职业病，近一两年越发严重，在工坊常能听见两人“唉唷唉唷”地叫痛，凯瑟琳是右肩，玛丽是右手。在工坊早已不是家族事业地时代，往往由下一代的学徒或年轻的从业者接任。现在，有一个女孩向凯瑟琳表达了这样的意愿，她业余学习制书许多年，一直有一份用来维持生计的工作，每周来工坊两次，精进技术，她说伯纳德街工坊是她的梦想，但继续经营一间百年老店，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，不得不考虑得尽量周全。每次我们俩并排站在桌边，安静地做着自己的书，却有一种微妙的连结，好像是漫长旅途上刚好遇到的同路人。